从唱片留声机到大银幕，从广播电视到流媒体平台，技术媒介的迭代演进深刻影响了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路径与形态。20世纪前半叶，留声机和广播率先将戏曲的声腔传递到有华人聚居的每一个角落，使乡音成为维系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20世纪中叶，东南亚地区“丽的呼声”电台的听众中，约有30%偏爱收听戏曲节目。而以“听”为主的传播方式，也造就了早期戏曲海外传播“声先于形”的独特面貌。

影像媒介的登场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当程式化的身段、极具特色的妆面和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通过银幕得以呈现，戏曲在海外的吸引力便从华人圈层向外扩展。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带去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在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获奖，可谓轰动一时。在此之前，1930年梅兰芳率团访美，以演出征服纽约戏剧界，《纽约时报》在前后两个多月间连续发表44篇相关报道，足见京剧作为一种“美学体系”给西方主流社会带来的震撼。

然而，跨越地理边界只是第一步，能否跨越“文化折扣”才是真正的考验。“文化折扣”是由加拿大学者考林·霍斯金斯和罗尔夫·米卢斯于1988年提出的文化产业经济学概念。它旨在解释文化产品进入异质文化语境时因认知隔阂而产生的价值衰减现象。戏曲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尽量规避“文化折扣”，其核心诀窍在于“调适”。例如梅兰芳访美，他精心挑选了《贵妃醉酒》等更具视觉观赏性的剧目，并有意压缩唱腔比重、强化舞蹈与身段表现，以适应美国观众“看不懂，但觉得美”的接受状态。又如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定位《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借西方观众已有的文化坐标，架起理解东方情感的桥梁。

近年来，从国家京剧院与欧洲合作的实验京剧《浮士德》《杜兰朵公主》，到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赴7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超过500万人次海外观众演出，都表明当代戏曲在整体呈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同时，愈发擅长在内容呈现上进行在地化调适。这也意味着戏曲的海外传播已从一种“文化奇观”升维为一种“美学体系”的深层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进程并非简单的“传播—接受”单向推进，而是多主体参与、互动的结果。海外华人社区始终是传播网络中最稳定的节点，主流文化圈的专业评论则承担了“辅助鉴赏”的功能。在两者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开始从“围观”转向“参与”。2026年，由爱丁堡昆曲艺术全球推广委员会与北方昆曲剧院联合发起的“全球百位杜丽娘”项目，便在全球范围寻觅专业、跨界和爱好者层面的百位“杜丽娘”，让外国朋友从观众变为同台演绎者。

回望20世纪，过去的传播经验为当下提供了珍贵的参照。着眼当下，新媒体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正重新定义“传播”。国家京剧院在海外社交媒体运营的“Nihao Peking Opera”账号，以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获得162余万粉丝和1.15亿次浏览量；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通过全球多平台同步播出，全媒体总触达31亿人次。与此同时，“在地国际化传播”也已成为探索的新方向。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于5月21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活动邀请了驻沪外交人员、留学生、国际演出商共赏好戏，完成了从“走出去”到“请进来”的战略升级。其间，昆剧《牡丹亭》、黄梅戏《女驸马》、婺剧《三打白骨精》成功签约，将赴多国巡演。此外，中国剧协联合相关部门启动“中国有戏”全媒体传播项目；同时举办学术论坛，探讨科技拓展传播空间、以品牌化思维培育海外受众等议题。6月7日，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戏剧界正在努力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国际传播体系，从“客场”走向“主场”。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技术在加速变革，但文化艺术传播的本质仍未改变。中国戏曲的美学品位若能与数字媒介的内在逻辑深度适配，传统的艺术形式就能在全球数字空间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这正是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后能否“走进人心”的关键所在。

施敏学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王永恩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