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古塔的千年风霜、大别山麓的抗战烽火、江汉平原的稻香与人情，都在他的笔端流淌。方冠晴，这位从鄂东乡村走出的作家、支教教师，将土地的呼吸、母亲的记忆、时代的变迁编织进每一个故事，写下了与乡土血脉相连、与民族记忆共振的篇章。从在《故事会》等刊物磨砺故事技艺，到捧起“中国好书”的奖杯，他的文字始终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却绽放出打动人心的永恒光芒。

方冠晴关于战争的最早记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母亲的眼神。

“她跟我讲逃难经历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恐惧、无助和愤慨，那些情绪已经刻进她的骨子里了。”1938年日军占领黄梅那一年，母亲12岁，老家大河是黄广会战的主战场。她在前面跑，伪军在后面追；她跟着人群躲进山洞，鬼子端着枪一步步靠近……时间并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抚平一切。八十多年过去，战争在她心里留下的伤口，始终没有愈合。

“人的很多东西靠遗传，血脉、长相，甚至性格。可惜记忆不能遗传。如果记忆能遗传，人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少受很多磨难。”母亲的这句话说得很早，早到方冠晴年轻时并不当回事。直到2023年夏天，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

那天傍晚，他到黄梅县古塔小游园散步。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坐在石凳上，愤慨激昂地谈论着当年日军在二套口修建机场的旧事。他站在一旁，越听越震惊：“二套口机场？少年抗日先锋队？蒋永孚？我全是第一次听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黄梅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多年，居然对这段悲壮的历史一无所知。”

一种混杂着羞愧与内疚的复杂情绪攫住了他。他立刻去查找资料，却发现身边的朋友、同事、学生，乃至学生家长，同样知之甚少。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火烧日军机场的事迹，网络只有寥寥几篇报道，图书馆只有泛黄的书页，档案馆里堆积蒙尘。他让学生回家问家长，收回来的反馈让他的心更沉了，只有极少数老人依稀听上一辈提过，细节早已模糊不清。

“记忆不能遗传，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把这段历史弄丢了。”母亲几十年前说的那句话，突然变得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与此同时，一种清晰的使命感从愧疚中生长出来，“既然记忆不能遗传，那我就要书写。用文字将记忆传承下去。书本可以定格瞬间，可以代代相传。”他决定以母亲的逃难经历为素材，以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创作一部让今天的孩子能够触摸历史温度的小说——这就是《二月谣》。

母亲那句朴素的话，是一个历经战火的老人对遗忘本能的抵抗，也是一个儿子从母亲手中接过的精神接力棒。方冠晴用他的笔，接住了这根棒。

写战争创伤，最难的是让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感受到它。方冠晴的选择是用一首童谣。

他最初从事的是故事创作，深知一条法则：“只有故事性强，才能抓住读者的心。你得让读者进入故事，才能与人物共情。”《二月谣》的结构，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全书以一首在黄梅广为传唱的民间童谣为线，五次出现，串联起故事的五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背后，都是战争创伤在不同维度上的呈现与超越。

初次吟唱，是单纯的思念与忧心。板栗得知父亲被日军抓走后，独自站在山顶，望着远方，情不自禁唱起“二月里，龙抬头，爹爹出门卖桐油……”。此时的歌谣是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破碎时，唯一的情感出口。父亲被抓、生死不明，这种创伤的核心是“失去”，战争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碎了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安全感。

二次低吟，创伤开始蔓延。谷雨、板栗、三壮目睹家园被毁、亲人遇难，三人围坐在一起，板栗再次唱起同一首歌。这一次，歌声里多了悲悯和恐惧，逝者已矣，生者不仅要承受失去，还要面对一个被摧毁的、面目全非的世界。战争创伤进入第二阶段：不是一瞬间的撕裂，而是持续的、弥漫性的恐惧与无助。三个孩子围坐唱歌的场景，是受创者在黑暗中本能地寻找彼此的体温。

三次变奏，创伤开始转化为力量。板栗得知父亲还活着、被日军抓去修机场，他第三次唱起这首歌。歌声中既有父亲生还的喜悦，又有对父亲处境的担忧，更蕴含着要救出父亲的决心。歌谣从被动承受变成了主动行动的号角，创伤没有消失，但它开始促生不甘与反抗。真正的成长，不是忘记伤痛，而是带着伤痛往前走。

四次传唱，是用生命完成的升华。小峰哥牺牲前，将情报编入《二月谣》，在敌人的刺刀下大声歌唱，用最后的力气把暗号传递出去。这是全书最悲壮的一次唱响。一个少年用童谣完成了自己生命最后的使命，这不仅仅是牺牲，更是一种对创伤的回应：你摧毁了我的身体，但我的歌声比我活得长。

五次升华，创伤完成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1939年6月，少年抗日先锋队发展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他们重新创作《二月谣》，更名为队歌，歌谣内容变为对胜利的期盼和对未来的希望。从一个人的思念，到一群人的战歌。童谣的精神内核完成了层层递进：从个人到集体，从悲痛到反抗，从蒙难到觉醒。正如方冠晴所说：“童谣就像一根线，串起了整个故事。它在变，故事在递进，精神内核一步步升华。”而读者跟着这根线，也一步步走进了那个时代最细微的肌理之中。

苦与甜之间 一部微小说里的乡土中国

方冠晴并不只写战争。他有一篇获奖微小说《天酿》，写的是和平年代另一种形式的创伤——天灾面前的脆弱与无助。

土地承包到户第一年，家里稻谷突遭连日暴雨，眼看就要霉烂。绝望之际，村里的酿酒师傅槐爷来了：“老天已经帮你们发酵好了，这是天酿。”酒蒸出来，满村弥漫酒香。人们抱着酒坛、提着米袋，上门换酒。按米酒价格换——“天酿出酒率低，不能让你家亏太多。”第二年，家里特意酿了好酒。父亲让儿子跪着，举着托盘，挨家挨户去敬酒——那是乡间敬恩人的最高礼节。故事结尾，母亲醉眼蒙眬地笑：“还是人工酿的酒好喝，甜、醇。不像上次的天酿，苦。”而“我”在那一瞬领悟：“苦的，是天灾；甜的，是人情。”

问及这个结尾，方冠晴说：“不是刻意经营，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农村。少年时期条件很苦，但艰难中最温暖人的，就是人性的光辉。村里几十户人家，淳朴、重情，发自内心地相互关爱。那种互帮互衬，是我最温暖的记忆。”

这篇小说里藏着他看待苦难的方式，无论是战争还是天灾，苦难本身并不值得歌颂。值得写下来的，是人在苦难中的人性光辉。这跟《二月谣》的精神内核异曲同工：在物质的废墟上，人的尊严、情感与信念，才是真正无法被摧毁的东西。

为时代播种，把发芽交给时间 从一个人的记忆，到一个民族的记忆

方冠晴的创作题材跨度很大。《巧女节》写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守妇女，《红裳》写教育脱贫攻坚中的乡村儿童，《二月谣》写抗战烽火中的少年成长，《青禾已秀》写七十年代末农村大集体最后的岁月。但他自己说得明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主线，记录历史，用文学再现历史。以小见大，通过几个人、几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折射整个时代的发展。”《青禾已秀》的“青禾”既是少年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古语“生曰苗，秀曰禾”的意象，更是一个少年从懵懂走向成熟，一个民族从困苦中渐次走向新生的暗喻。

方冠晴获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这根主线与他的教师身份密不可分。退休前，他在讲台上站了三四十年。他曾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的故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攥紧了拳头，有的哭了”。“那一刻我很欣慰。他们不是不关心历史，是没人告诉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大人没有传下去。”

支教时，他教过一个留守儿童，孩子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经常空着肚子上学，看到别的同学扑进父母怀里时，他就一个人躲开，眼神里全是落寞。“就是这些瞬间，让我有了写的欲望。《红裳》里很多细节都是真实发生的，只是把几个人的故事嫁接到一个人身上。”他说，教育是影响眼前的人，写作是润物无声地影响远方的人。

而他对写作的期待，远不只是“记录”。

《巧女节》源于一次回老家，看到奶奶沉迷麻将，孙子来喊她做饭，她掏了五块钱让孩子去买方便面。“刺痛我的不是营养问题，是那一刻孩子体会不到关心和爱。”书出版后，村里的麻将风气后来确实消失了，但他不觉得是自己的功劳。“说实话，文学很难改变当时的人和事，它的作用是作用于后来人，在读者心中播下一颗种子，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相信种子，比相信闪电需要更大的耐心。被选入中考语文试卷的那些散文如《用爱倾听》《高贵的捐赠》，他希望孩子们读出的只有一个字：“爱。一种超越亲情、友情、爱情的大爱。”

从母亲的记忆到民族的记忆，从课堂到书页，方冠晴用一支笔把所有这些串在一起。他不奢望一本书能立刻改变什么，但他相信种子已经埋下。至于发芽，那是时间的事。

“当读者记住方冠晴这个名字，你希望他们最先想到什么？”

“一个用文学记录时代的作者。”他的回答平静而坚定。

采访最后，他说自己还在写，还有很多想记录的东西。但一个个被选入试卷的故事，一本本走进孩子书包的小说，已经是最好的回响。母亲那句朴素的“记忆不能遗传”是推动他写下这一切的起点，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最深沉的回声。个人的记忆会随生命消逝，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必须有人去写、去传、去守住。

方冠晴用他的一生在做这件事。他写下的每一页，都在说同一句话：知道来路，才能明白为什么要努力。

方冠晴艺术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