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奖 | 梅杰：推动黄梅戏历史研究走向更深处

发表时间：2026-05-18 来源：湖北文艺微信公众号 作者：梅杰

湖北省屈原文化奖由湖北省委、省政府设立，是全省综合性文化艺术最高奖项，旨在表彰全省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的最高成就，为湖北文化繁荣发展树立标杆、凝聚力量。回望2025年度评选，共评出特别奖、艺术奖、文学奖、出版奖、人才奖和组织工作奖6大类161项荣誉，生动勾勒出湖北文艺界守正创新、硕果满枝的蓬勃图景。

『湖北文艺网』将陆续推介优秀获奖人才作品，带大家走近获奖作品的创作故事，领略文艺人才的使命担当。

从废名研究到黄梅戏研究——《黄梅戏源流考辨》后记

梅杰

（《黄梅戏源流考辨》，梅杰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我是学法学出身的，但自中学时代起，就立志当一名作家、文史专家。大学毕业后，我投身了编辑出版事业，迄今近二十年未曾改行。

从个人的学术研究看，我起步于废名研究，后延伸到喻血轮、梅光迪研究，同时又从事儿童文学和黄梅文化研究。近年来，我才开始涉足黄梅戏历史研究。我把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的文献学方法用到了黄梅戏历史研究领域，找到了许多新史料，并进行了解读，在无意中开辟出了一个新的黄梅戏历史研究空间。而老一辈学者陆洪非、王兆乾、桂遇秋等，由于条件限制见到的民国文献有限，如陆洪非曾说：“解放前的书刊中直接提到戏剧形式‘黄梅调’的地方，我只见到两处。”在没有大数据支撑的情况下，陆洪非、王兆乾、桂遇秋等描绘的黄梅戏历史，肯定是不够完整的，认识也是有所偏颇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陆洪非虽然认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却认为黄梅戏形成于安徽；而大数据史料显示，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只是在安徽最终完善、定型。

标新立异并非我的出发点，而是面对这些大数据史料，不能不对现有的黄梅戏话语体系产生一定的质疑。我想，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过程，莫不是在争鸣和碰撞中获得新的突破。如果给读者留下地域之争的印象，那只能说明我还做得不够，值得继续深入探究下去。

对于我开始研究黄梅戏历史，许多熟悉我的朋友，尤其是安徽的朋友，深表惋惜。许多朋友纷纷劝我，说黄梅戏起源在国家层面和学术层面早已有定论，是基于1950年代的剧目和声腔比对、老艺人师徒传承的现身说法等，问题并不复杂，也没有争议；今天已经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任何起源新说都是哗众取宠、地域心态作祟，再去回应毫无意义，纯粹浪费时间。

相识已经十多年的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某领导对我说，我写的文章目前是没有安徽学者能回应的，起码等十年后吧。言下之意，他们都认为我做了一件不值当的事，不如继续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等更有意义。其实，他们说的也在我的考量和忧思之中。黄梅戏历史研究的确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属于边缘和细枝末节的问题，关注者太少，且几乎没有知名学者参与，因此很难形成学术史意义上的争鸣。黄梅戏虽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之一，但实际上它仍然只是地方文化，真正关心它的可能仅限于安徽安庆、湖北黄梅等几个市县，以及数量不多的黄梅戏从业者而已。

按照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对黄梅戏的研究仅属于地方艺文志里的戏曲分部，甚至低于研究地方文人、作家。民国十年的《宿松县志》差不多就是如此处理的，对黄梅戏仅用百余字一笔带过了，只是告诉世人宿松青年子弟在习唱邻县黄梅的黄梅戏。如此一来，对黄梅戏进行研究的学者就非常少，而且基本是地方文人，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也大都是地方性的，属于自说自话，影响极为有限。

黄梅戏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对它的研究难免会带有个人主观的情感色彩，而忽视了民间文化的传播不限于行政区划。那种认为黄梅戏“无必要舍近求远地去学习邻省剧种”的心态，正是这种体现，须知黄梅与安庆山水相连，民间文化实在难分彼此。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两地合并，起源之争就不存在了，这当然是调侃，只是安庆面积过大，是否下辖县、镇的每个角落都是黄梅戏起源地呢？陆续从安庆划出去的池州、枞阳（今属铜陵）等还是黄梅戏起源地吗？而湖北黄梅紧挨着宿松，仅仅因为属于湖北就被排除了起源地的可能性？我想，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黄梅戏的起源肯定脱不开鄂赣皖三省交界处（怀宁恐怕不算三省交界处），而三省交界处正是黄梅一带，既然叫作黄梅调、黄梅戏，这个黄梅自然是湖北黄梅。我想，友人们对我的劝说，即使不是学术层面上的思考，大概也是从这些常理出发的判断吧！也有留学日本的朋友劝我说，黄梅戏是安徽的“两黄”（黄山、黄梅戏）名片之一，他们只会把黄梅戏说得越来越“高贵”“玄乎”，他们急于撇清黄梅戏与湖北黄梅的历史关系，是不想湖北黄梅“辱没”了它的出身，或者“便宜”了湖北黄梅，真正懂行的戏曲专家都没有说出来，而你的研究结论对他们不利，甚至影响他们的“饭碗”，你又不是吃这碗饭的利害关系当事人，掺和什么？

对此，我想说的是，学术研究一定要与个人情感和物质利益区分开来，它是超功利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其他学科领域都能正常说理、讲理，在黄梅戏领域也一定要有科学、严谨的学者出现，而且要个人实名发声，而不能是集体署名出书，这样才能体现学术担当的精神。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黄梅戏起源研究容易被说成是地域之争，而不是学术之争，大抵也是因为参与者多是地方文人、民间人士以及利益相关者。介入地域之争，绝非我的本意，毕竟我是本着黄梅戏的历史意义不低于黄梅戏艺术本身的史学态度，独立地研究着黄梅戏历史的真相。我研究黄梅戏历史，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担当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术精神，哪怕有偏颇之处，甚至有错误之处，短时间内没有被广泛接受与认可，但我相信一定会在未来产生影响，也为严谨的研究者开辟了一条从文献出发研究黄梅戏历史的新路，对1950年代以来的现有黄梅戏历史话语体系进行反思，然后构建起黄梅戏历史文献保障体系和新的话语体系，为书写中国黄梅戏发展通史奠定基础。如果能起到这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余愿足矣！就算我被人误会成介入黄梅戏起源地之争，也在所不顾了。

在民间，黄梅戏号称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然而从获得梅花奖的数量来看，黄梅戏不仅低于其他四大剧种，也低于昆曲、秦腔、川剧、河北梆子、粤剧、晋剧等，实际只有十来名的位置，这与社会观感是大相径庭的。这也表明，黄梅戏艺术正在走下坡路，这是需要警惕的。在这种环境下，黄梅戏起源地之争却愈演愈烈，这是非常滑稽的。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对争论起到降温而非升温的作用，推动它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范围。

我想给读者打一个比方，湖北是黄梅戏的籍贯所在，曾在江西游历，而安徽则是它的户籍所在，三省之间应该珍惜这种缘分，全社会应自觉维护清代民国文献的客观记载，丁永泉、王梓林等老艺人的现身说法，老一辈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等含有的朴素真理和历史真相——任何挑起起源地之争、剧种归属之争的行为毫无意义，将黄梅戏作为湖北和安徽两省共有的跨省剧种，更有利于它的发展壮大。

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单独拥有黄梅戏的全部历史和发展贡献。两省人民要放下执念与偏见，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联合起来共谋发展，共写黄梅戏的历史，一起开拓黄梅戏的未来；同时也不要忘记江西、上海以及海外华人等对黄梅戏的贡献。这也是我研究的目的和期待所在。

已故学者桂遇秋先生从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角度，证明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这种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无疑是可取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大量老辈艺人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指出安徽黄梅戏来自湖北黄梅时，肯定代表着历史真相。为了表示致敬之意，本书附录收入桂遇秋先生一文（并收项毓烈《黄梅调索源》），希望研究者们能够重温他当年的声音。现在，本书从原始文献出发，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黄梅戏起源并形成于湖北黄梅，进一步佐证了桂遇秋的观点，缺憾只是未进行声腔比对研究。

今年我也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学习乐理基础知识，以准备下一步从声腔出发彻底探究清楚。真正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拿出陈景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勇气来，我应该向陈景润先生学习。如果我未能完成，希望有学者能够沿着王民基、王兆乾、时白林、刘正维等学者的足迹，将声腔比对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虽然今天已经不是王民基、时白林那个最佳历史时机的年代，但为了澄清所谓“黄梅戏起源有新说”，还应该是彻底搞清楚为好。

就历史事实来说，如同昆曲一样，黄梅戏在数百年的发展中，也经历过几次或大或小的变革，导致其源流错综复杂。但是，无论是黄梅采茶调、怀腔，还是戏改以后的现代黄梅戏唱腔，不管它怎么变化，一定有其踪迹可以寻觅。时白林先生说的“黄梅戏诞生在湖北的黄梅县”“黄梅采茶戏中的采茶调，在黄梅戏里经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与发展，虽然与原来的采茶调各自发展，扩大着差异，并且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开门调或元宵调），但仍可在旋律的运动规律上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一定仍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的黄梅戏源流，就是指现代黄梅戏的前身黄梅调（黄梅采茶戏）的历史，因为现代黄梅戏是在黄梅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有人说，关于黄梅戏起源和形成的问题，要发出华中师范大学的声音。很惭愧，我并不能代表华中师范大学，但我非常感谢我的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它以包容、豁达的态度，鼓励我研究黄梅戏的源流，为我排除一切社会干扰（诸如被骚扰），让我在2024年能够认真地研究，利用单位的数据库资源，并接纳了本书的出版。

我希望真正关心黄梅戏的历史与未来的读者们，能够与我形成共鸣、互动，共推黄梅戏历史研究走向更深处。

2024年11月27日于桂子山东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