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骏：主体间性理念对观照传统音乐的意义

发表时间：2026-04-13 来源： 作者：黄中骏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一对重要理念。主体性是指个体作为认知、行动和意义赋予的“主体”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强调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个体对世界的主动建构。而源于西方（胡塞尔）现象学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理念，是指多个主体之间通过互动、理解和共享意义形成的交互关系，强调社会性、沟通和共同世界的建构，强调不同主体（如人）在交流互动中，通过相互理解、承认和共享意义，形成超越个体局限的共同认知空间，它关注认知、情感和经验的交互性，而非单纯的主观性。由此可见，主体性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主体间性关注个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共同意义构建；主体性是个体自由的根基，关注“我如何认识世界”，主体间性是社会共存的条件，追问“我们如何共享世界”，二者间具有互补性，共同构成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

主体间性理念对观照传统音乐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主体间性理念促进了传统音乐“行为人”的和谐共融。

长期以来，与传统音乐相关的人士，有编创者、演（传）唱（奏）者、传承人、接受（欣赏）者、采集（记录）者、研究者，或“局内人”“局外人”等诸多“身份”称谓。按主体间性理念，他们都是传统音乐的不同主体。正是他们间的“互动”及对传统音乐意义的“共享”，使传统音乐得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传承、变异、发展。不同“身份”的主体，对传统音乐现象、意义，多有不同的认识、阐释，唯有强调在不同主体间交流互动，通过相互理解、承认和共享意义，才能形成超越不同主体局限的共同认知空间。因此，我将与传统音乐相关的人士，统称为传统音乐的“行为人”。而各“行为人”对传统音乐的关注、认知、情感和经验的交互，必然促进不同“主体”的和谐共融。

二、 主体间性理念促进了对传统音乐进行音乐学分析的深化。

主体间性理念，对观照传统音乐的意义，表现在音乐学分析方面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由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民间礼俗音乐、宗教（佛教、道教）音乐等多种部类组成的庞大体系；各部类又是由不同歌种、乐种、曲种、剧种等组成的各自“主体”；各歌、乐、曲、剧种音乐，又是由各不相同的如音高、节奏、句式、曲体、和声等各音乐构成要素组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同“形态”……各部、类、种、形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互动、互认、共存、共享的发展格局。

以对民间歌曲的音乐学分析为例，主体间性理念对其的意义，鲜明地表现在民间歌曲歌类、歌种的划分上。按习以为常的划分办法，一般将民间歌曲歌类（种）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类（种）。但这种分类（种）办法，过于笼统，难以将在不同环境、不同场合、不同运用目的的民间歌曲，有说服力地归纳到这三个类（种）中。为了更为客观地体现对具有不同意义的民间歌曲“个体”的“尊重”“互认”，湖北的学者们率先提出“依照民间歌曲产生的环境、场合、运用目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民间礼俗习惯……进行民间歌曲的类（种）划分”，客观、科学地将湖北民间歌曲划分为号子、山歌、田歌、灯歌、小调、风俗歌、儿歌、生活音调八大类及各类所属的67个歌种。

与上例成果相似的例子还有：对民间歌曲的旋律骨干音、旋律音列、音列状态（原生、并生、融生三态）、旋法特点、节奏特征、曲体结构（穿插体、套曲）等的分析论证成果，均是对主体间性理念最早的艺术实践活动，体现出对民间歌曲进行音乐学分析的深化。

三、 主体间性理念促进了观照传统音乐文化内涵的提升。

传统音乐是人类历史中关于文化记忆的具体体现，其所凝聚的精神内涵往往突破了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成为社区、地域、族群乃至国家得以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所蕴含的“民族、地域基因”不仅体现为对历史记忆与美学精神的继承，传递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审美与思想，也使群体成员在情感和身份上建立文化归属，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理性认识，不单是对传统音乐形态的记录和传承，而是对人类音乐文化遗产的梳理与解读，是对传统音乐文化价值在当代语境中重构的探索。要通过理论探索与学术建构，揭示传统音乐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实现对传统音乐文化内涵认识的提升。

众所周知：传统音乐研究大体脱胎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比较音乐学和20世纪中期逐渐成熟的民族音乐学体系，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记录，旨在挖掘不同民族或地域（区）的音乐形态与技艺要素，以期通过跨文化比较建立音乐发展的“普适规律”。而后受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启示，人们开始强调“在地性”与“文化场域”，探讨传统音乐与社会结构、历史记忆、仪式功能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研究方法上不断融合口述史、数据分析、跨学科合作等多维手段，逐步形成了更具包容性与综合性的研究范畴。

而当下，现代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文化结构，由于信息流通、科技发展、文化交流的加速推进，使各民族、各地域音乐文化在多元共生的同时，也面临着同质化、碎片化的危机，这都对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与学术研究范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大变局”的背景下，传统音乐研究的定位若仍然停留于“收集—整理—归档”的旧有范式，而缺乏对当下文化语境的深度观照与前瞻性探索，势必难以应对新时代的学术需求。因此，我国的传统音乐工作，继20世纪50、60年代“初创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集成阶段”后，从21世纪开始，人们不再局限于对传统音乐音高、节奏等或乐器的分类整理，不再局限于对其“博物馆式”的静态保存。而是尽力挖掘传统音乐的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努力揭示传统音乐如何在跨时空的传播、传承中塑造并再现人群身份、社会价值与文化生态，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激活传统音乐的当代价值，既尊重传统音乐的“在地特色”，又关注传统音乐与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新思维的互动，使其实现由“被保护的对象”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变，实现其从“被动延续”到“主动发展”的转换。

四、 主体间性理念促进了观照传统音乐视角的拓展。

传统音乐作为“文化文本”，其多方面（如歌词、曲调、表演情境等）的意义，需要通过群体成员间的默契互动、协商才能持续存在。这就给各传统音乐主体——“行为人”提供了多视角观照传统音乐的空间。将主体间性理念运用于传统音乐的观照视角领域，实质上就是不同主体对传统音乐这一特殊的人类文化符号的“共享理解”，这是有利于拓展观照传统音乐现象的视角的。

比如，在传统音乐表演情景的意义生成中，每一次传统音乐的演唱（演奏），除了是表演者的即兴唱奏呈现外，更是表演者与听（观）众通过眼神、动作、呼应、共鸣、共情甚或现场改编形成的“意义共谋”。这种境况下形成的曲目，已经不再是“固定文本”，而是即时性的“交往媒介”。还如，在传统音乐代际传承的认知中，承接主体（学徒）对传承主体（师傅）的模仿、继承，不仅仅是习得了唱或奏的技术、技巧，更是通过非语言明确传递的身体实践（如演唱中的发声、气息、咬字等及对某种乐器演奏技巧的把握等），在主体间达成了“如何才是正确唱或奏”以及“怎样才是真把握了风格神韵”的共识。再比如，在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的阐释中，原生态演唱者与学院派音乐人对传统音乐“原真性”的理解差异，表现出不同主体间性系统的碰撞、交流，会带来传统音乐意义的重构……举不胜举的这类事例，都表明主体间性理念的运用，补正了以单向性视角观照传统音乐现象的不足，给促进各主体多视角观照传统音乐现象带来积极影响。

五、 主体间性理念促进了传统音乐研究方法的创新。

主体间性理念给传统音乐现象带来的研究方法论启示是：传统音乐是不断被各主体重新诠释的“对话过程”，而非静态的遗产。这就要求人们以动态视角、时空层面、全方位观照传统音乐，要做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时统一”——即既应是对“过去时”传统音乐的承接，也应是对“现在时”传统音乐的推进，还应是对传统音乐“未来时”发展的前瞻；同时还要做到微观、中观、宏观的“三观并行”——即从微观视野层面突显传统音乐具有的音乐学学科基础；从中观层面突显传统音乐归属的艺术学学科特征；从宏观层面突显传统音乐多学科（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的综合性特色，使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互为观照，依存并行。

就具体方法来讲，要从“采集文本”转向“观察互动”，不仅要完整地记录乐谱，更要记录传承主体的所有口述内容，并问询其口述内容的原本含意。同时还需记录传统音乐唱奏时，现场出现的诸如欢呼、笑声、喧闹、悲哀、哭声等的“共情”性反应。还要重视诸如唱和、肢体动作、燃放鞭炮、主动参与等“非言语交往”情况。这些都是不同主体参与传统音乐“互动”“意义协商”的关键内容。

当下，传统音乐研究前沿，已开始关注数字媒介对主体间性的影响，比如短视频平台如何重塑传统音乐的交往空间？这种理论视角，有助于突破对传统音乐仅仅进行传统音乐学文本分析的局限，利于揭示传统音乐作为活态文化的根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