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丙午马年新春,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李幼平应美国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邀请,以《青铜之声:编钟与中华礼乐文明》为题,先后在两所世界顶尖学府举办学术讲座。作为“钟磬礼乐”“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及中美合作科研项目负责人,李幼平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礼乐文化传承创新的当代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及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新编钟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为研究基石,结合其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20余年的访学积淀,深入阐释了编钟如何借助现代研究与历史叙述,实现从“历史物证”到“文化传播载体”的深刻转型,使编钟研究成为一个融汇文化深度与国际视野的时代课题。

讲座海报
礼序乐和: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讲座开篇,李幼平即点明编钟的双重本质:既是“乐器”,亦是“礼器”。这一定位精准切中了其文化内核。自3600余年前的商代起,青铜钟便用于宫廷仪式,并逐渐从单件节奏乐器,发展为8件、9件成编的旋律乐器。至西周成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编钟正式成为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重要礼器及雅乐体系的核心乐器。此后,编钟一脉相承,成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绵延不绝的物质表征与标志性符号。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更以其跨越5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完备的十二律体系及“一钟双音”的绝技,实证了先秦中国在声学、律学、冶金铸造上所抵达的惊人高度,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辉煌成就的经典标识。

讲座现场
青铜铸就:礼乐文明中的哲学智慧
讲座中,李幼平重点剖析的“一钟双音”现象,堪称古代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奇迹。工匠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并固化所需音高,这奠定了编钟作为精密乐器的物质基础。“一钟双音”的核心奥秘,蕴藏于其独特的造型之中。不同于欧洲教堂钟或佛教梵钟,编钟通过科学规划钟体的振动模态与节线分布,敲击钟体正部(鼓部)与侧部(铣部)能激发两种不同振动模式,从而产生两个独立的乐音。经精细调试,这两音常呈和谐的三度音程关系。这标志着古代工匠成功将抽象的声学规律,铸入了厚重的青铜。“一钟双音”的突破,为编钟走向高度体系化的乐器与律制标准器铺平了道路。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65件之规模,构成超5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和齐备的十二音律体系,具备旋宫转调、演奏复杂乐曲的性能。由此,编钟从单一发声的“响器”演进为具备完整音列结构的“乐器”。
至北宋,宋徽宗主导推行“大晟编钟”,按十二半音系统铸造,并将其音高定为官方标准,颁行天下,意图以此统一全国乐律。此举将编钟从礼乐演奏之器,彻底擢升为规范音高、定律正声的“国家标准器”,是“以器载道”“以律和政”宏大理念在音乐与制度层面的具体实现。中国编钟所展现的,正是科技理性、艺术审美与制度文化融铸于一体的独特智慧,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文明思想表达。

讲座现场
礼乐精神的当代阐释与铸魂
从复原曾侯乙时代的“八音和鸣”,到当代新作中与多种乐器的交融对话,编钟不断被置于新的音乐语境,展现了跨越千年的艺术生命力。在李幼平的推动下,武汉音乐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研制“大晟新钟”,将传统编钟的音律体系调整为国际通行的十二平均律。以此为桥梁,作曲家黄汛舫运用这套“大晟新钟”与双钢琴编制,创作了作品《空城》。2017年4月,《空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门德尔松剧院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这不仅是古老声学体系与西方音乐语言的交融“和鸣”,更彰显了编钟超越文明边界、在承载中国身份的同时融入世界语境的艺术力量。
编钟在现代的复兴与传播,为传统礼乐注入了新内涵。它从古代等级象征,转变为文明对话的当代礼仪。李幼平的讲座,以学术与文化自信为支撑,将编钟置于全球文明互鉴的框架中,阐明其独特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让千年编钟不仅回响于中国,更以其韵律与世界共鸣,这是新时代“礼乐中国”精神的自信表达,也是古老礼器在当今焕发出的最深沉的“新声”。
(作者系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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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6-03-09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高翔
农历丙午马年新春,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李幼平应美国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邀请,以《青铜之声:编钟与中华礼乐文明》为题,先后在两所世界顶尖学府举办学术讲座。作为“钟磬礼乐”“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及中美合作科研项目负责人,李幼平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礼乐文化传承创新的当代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及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新编钟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为研究基石,结合其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20余年的访学积淀,深入阐释了编钟如何借助现代研究与历史叙述,实现从“历史物证”到“文化传播载体”的深刻转型,使编钟研究成为一个融汇文化深度与国际视野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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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序乐和: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讲座开篇,李幼平即点明编钟的双重本质:既是“乐器”,亦是“礼器”。这一定位精准切中了其文化内核。自3600余年前的商代起,青铜钟便用于宫廷仪式,并逐渐从单件节奏乐器,发展为8件、9件成编的旋律乐器。至西周成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编钟正式成为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重要礼器及雅乐体系的核心乐器。此后,编钟一脉相承,成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绵延不绝的物质表征与标志性符号。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更以其跨越5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完备的十二律体系及“一钟双音”的绝技,实证了先秦中国在声学、律学、冶金铸造上所抵达的惊人高度,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辉煌成就的经典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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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铸就:礼乐文明中的哲学智慧
讲座中,李幼平重点剖析的“一钟双音”现象,堪称古代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奇迹。工匠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并固化所需音高,这奠定了编钟作为精密乐器的物质基础。“一钟双音”的核心奥秘,蕴藏于其独特的造型之中。不同于欧洲教堂钟或佛教梵钟,编钟通过科学规划钟体的振动模态与节线分布,敲击钟体正部(鼓部)与侧部(铣部)能激发两种不同振动模式,从而产生两个独立的乐音。经精细调试,这两音常呈和谐的三度音程关系。这标志着古代工匠成功将抽象的声学规律,铸入了厚重的青铜。“一钟双音”的突破,为编钟走向高度体系化的乐器与律制标准器铺平了道路。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65件之规模,构成超5个八度的宽广音域和齐备的十二音律体系,具备旋宫转调、演奏复杂乐曲的性能。由此,编钟从单一发声的“响器”演进为具备完整音列结构的“乐器”。
至北宋,宋徽宗主导推行“大晟编钟”,按十二半音系统铸造,并将其音高定为官方标准,颁行天下,意图以此统一全国乐律。此举将编钟从礼乐演奏之器,彻底擢升为规范音高、定律正声的“国家标准器”,是“以器载道”“以律和政”宏大理念在音乐与制度层面的具体实现。中国编钟所展现的,正是科技理性、艺术审美与制度文化融铸于一体的独特智慧,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文明思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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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精神的当代阐释与铸魂
从复原曾侯乙时代的“八音和鸣”,到当代新作中与多种乐器的交融对话,编钟不断被置于新的音乐语境,展现了跨越千年的艺术生命力。在李幼平的推动下,武汉音乐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联合研制“大晟新钟”,将传统编钟的音律体系调整为国际通行的十二平均律。以此为桥梁,作曲家黄汛舫运用这套“大晟新钟”与双钢琴编制,创作了作品《空城》。2017年4月,《空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门德尔松剧院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这不仅是古老声学体系与西方音乐语言的交融“和鸣”,更彰显了编钟超越文明边界、在承载中国身份的同时融入世界语境的艺术力量。
编钟在现代的复兴与传播,为传统礼乐注入了新内涵。它从古代等级象征,转变为文明对话的当代礼仪。李幼平的讲座,以学术与文化自信为支撑,将编钟置于全球文明互鉴的框架中,阐明其独特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让千年编钟不仅回响于中国,更以其韵律与世界共鸣,这是新时代“礼乐中国”精神的自信表达,也是古老礼器在当今焕发出的最深沉的“新声”。
(作者系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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