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仲廉：论金伯兴书法的艺术特质与时代价值

发表时间：2026-01-23 来源：书法报 作者：余仲廉

《书法报》2026年1月21日 第三期“书法研究”专版

金伯兴先生是当代书坛极具辨识度的书法家，其作品既见老辣苍劲的笔墨功底，又藏天真烂漫的赤子心性，以我手书我心的创作个性独显风格，堪称书坛中独树一帜的存在。他的书法创作深植于传统土壤，又始终与时代精神同频，在碑帖融合的路径探索、笔墨语言的个性创新、人格精神的艺术彰显等方面，呈现出“人书俱老”的厚重与“返老还童”的灵动，为当代书法发展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实践范式。本文拟从其书法传统渊源、艺术风格的构成要素、创作理念的时代内涵以及其在当代书坛的意义四个维度，对金伯兴先生的书法艺术进行系统探析。

一、碑帖融合的书学路径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艺术并非无源之水，其深厚的传统功底奠定了艺术创作的坚实基础。他始终秉持学书当溯本求源的理念，在传统经典中广泛涉猎，既广泛涉猎经典书帖，又反复临摹诸多碑刻。

（一）帖学涵养

金伯兴先生对帖学的研习始于对“二王”书法的深入探究。在对“二王”书法的研习中，他尤为注重笔墨间的韵律感与线条的弹性，体会其“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平和气象。这种对帖学传统的沉浸，使他的书法线条始终保持着灵动鲜活的生命力，不仅避免了帖学的轻浮之稚嫩，也避免了碑学易犯的板滞之病。

除“二王”外，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的书法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轼书法的“结体短肥”，黄庭坚的“长枪大戟”式线条张力，尤其是米芾的“八面出锋”与欹侧生姿，都被他吸收转化为自身笔墨语言的一部分。他曾在访谈中提到：“宋人尚意，其书法中蕴含的人格精神与情感表达，比技法本身更值得深究。”这种对帖学精神内核的领悟，使他的书法在笔墨技巧之外，更增添了一层人文内涵。

行书事合身争联      234cm×66cm×2     2012

值得注意的是，金伯兴先生对帖学的取法并非局限于晋唐与宋，对明清诸家亦多有会心。董其昌的淡墨轻岚、王铎的涨墨连绵、傅山的狂草寄情，皆在其临习范围之内。他曾临习王铎《赠张抱一草书卷》，不仅得其笔力扛鼎之雄健，更悟其以势驭笔之妙理，将王氏破锋、涨墨等技法化为己用，形成了既存帖学之雅韵又含奇变之生气的线条语言。这种跨越时空的取法视野，使其帖学修养呈现出“博观约取”的特点，为后续碑帖融合埋下了伏笔。

（二）碑学锻造

在帖学修养的基础上，金伯兴先生对碑学的研习同样用力甚深，尤其对兼具古朴雄强的方笔特征与灵活生动的结体布局的“二爨碑”下过很深的功夫。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广泛临习汉隶、魏碑等碑刻文字，从《张迁碑》的方劲古朴、《曹全碑》的秀逸灵动中汲取隶书的结构之美；从《龙门二十品》的雄强豪放、《张猛龙碑》的刚健挺拔中感受魏碑的骨力风神。

楷隶毛泽东词   180cm×48cm×4     2017

与单纯追求碑刻“刀味”的书家不同，金伯兴先生更注重将碑刻的金石气与毛笔的笔墨味相融合。他认为，碑刻是书丹与刻石共同作用的结果，临习时既要体会刻石带来的线条质感，更要还原书写时的笔意流动。因此，他的碑体书写既保留了碑刻的雄浑厚重，又不失毛笔书写时的自然洒脱，形成了碑骨帖魂的独特风貌。

在对碑学的深入探究中，金伯兴先生尤重隶意的融入。他临习《石门颂》时，不仅学其疏朗开阔的结体，更悟其虫蚀木般的线条质感，将这种篆隶遗韵化入行楷创作，使线条兼具屋漏痕的沉雄与锥画沙的劲挺。临摹《西狭颂》时，他既取其方整茂密的结体气象，又悟其裹锋敛力的线条妙处：起笔藏锋如钝刀刻石，行笔劲挺似老树盘根，收笔燕尾虽显却不张扬，恰是质朴中藏筋骨的汉隶本色。他曾说：“汉隶之美，在其‘质朴中见天趣’，这种不加雕琢的自然之态，恰是当代书法最需汲取的养分。”这种对碑学精神的深刻体悟，使其书法在雄浑之外，更添一份大巧若拙的古意。

楷隶毛泽东词   180cm×48cm×4     2017

（三）碑帖的融会贯通

金伯兴先生对传统的学习并非简单的模仿复制，而是强调入古出新。他主张“学传统要像海绵吸水，既要有广度，也要有深度，更要能消化吸收，化为己用”。在长期的临习与创作实践中，他逐渐将帖学的灵动流畅与碑学的雄浑刚健熔于一炉，形成了兼具韵与力的书法语言。这种融合并非形式上的拼凑，而是在对传统精神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自然流露，体现了他对中国书法传统的整体性把握。

其碑帖融合的智慧，在具体作品中体现为以帖养碑之韵，以碑壮帖之力。如他的楷书作品，结体取法魏碑的欹侧生姿，却以帖学的中锋用笔贯穿始终，使线条既具折钗股的刚健，又含绵里裹铁的柔韧；行草作品中，章法借鉴王铎的错落开合，却以汉隶的宽博开张调整字群关系，形成“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空间节奏。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恰如刘熙载《艺概》所云：“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金伯兴先生显然达到了古化为我的境界。

二、多元素有机统一的艺术风格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风格具有鲜明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来源于其书法书写中多元要素的有机统一。从线条质感、结体特征到章法布局，再到墨法运用，各个层面都体现出他独特的艺术追求。

（一）刚柔相济的线条

线条是书法艺术的灵魂，金伯兴先生对线条的锤炼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的线条兼具骨力与筋力，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特点。其楷书线条起笔果断，行笔稳健，收笔利落，如锥画沙般遒劲有力；行草线条则更为灵动多变，提按顿挫之间，既有折钗股的刚健，又有虫蚀木的柔韧。

草书笔墨当随时代  136cm×207cm  2015

这种线条质感的形成，与他对笔法的精湛掌握密不可分。他深谙中锋用笔之道，同时又能根据不同的书体与情感表达需求，灵活运用侧锋、散锋等笔法，使线条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在他的作品中，线条不再是简单的笔画组合，而是充满了生命韵律的艺术符号，能够直接传递出书写者的情感与精神状态。

楷隶李益诗       32cm×26cm      2017

细究金伯兴先生的线条美学，可概括为力、韵、变三字。力者，非蛮力，乃绵里裹铁之力，如他笔下的横画，起笔常以方笔切入显其刚，行笔则中锋缓行蓄其劲，收笔轻顿回收聚其气，暗合力透纸背的古训；韵者，非柔媚，乃刚中寓柔之韵，其竖画多取“悬针”之态，却在末端稍作摇曳，如“危峰坠石”而不失灵动，有刚健含婀娜之妙；变者，非刻意，乃因情生变之变，其行书中的使转，或圆转如环，或方折如剑，随情感起伏而自然转换，如《书谱》所云“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这种线条的丰富性，使其书法具有了一以贯之而又变化无穷的艺术魅力。

草书流水落花句      41cm×16cm      2019

（二）欹正相生的结体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结体打破了传统书法横平竖直的刻板规范，追求欹正相生的空间变化。他的楷书结体在保持端庄稳重的基础上，往往通过局部笔画的夸张变形或位置调整，赋予字体以动态感；行草结体则更为自由洒脱，或疏朗开阔，或紧凑茂密，疏密对比强烈，形成了独特的空间节奏。

行楷慎独    20cm×31cm      2020

这种结体处理方式体现了他对书法空间美学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书法的结体如同建筑设计，既要考虑单个字的结构平衡，也要兼顾整体的空间布局。因此，他的作品中，每个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字形成有机的呼应，共同构建出富有张力的美学空间关系。

金伯兴先生的结体美学，深得“计白当黑”之精髓。他常将字内空间与字外空间视为有机整体，通过“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对比，营造出虚实相生的空间意境。如他写“之”字，常将首笔侧点写得硕大饱满，占据字内大半空间，而末笔捺画则舒展外放，与右侧留白形成呼应，使实的笔画与虚的空白相互生发，符合虚实相济的中国美学原则。在多字作品中，他更擅长通过字的大小、欹正、聚散调整整体空间，如一幅行楷中，首行“密不透风”如星斗悬天，末行“疏可走马”似孤帆远影，整体形成开合聚散的节奏变化，如宗白华所言“在虚空中见实相，于实相中显虚空”，达到了境生象外的空间境界。

行书文天祥诗   175cm×90cm×4     2015

（三）气脉贯通的章法

章法是书法作品的整体布局，金伯兴先生的章法处理注重气脉贯通。他的作品无论是小幅小品还是巨幅大作，都能做到整体协调，一气呵成。在布局上，他既遵循“计白当黑”的传统章法原则，又善于通过字群的大小、疏密、欹正变化，营造出跌宕起伏的视觉节奏。

行草物无一量   234cm×66cm    200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行书章法，往往以情感为驱动，随着书写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自然生发。有时字字紧连，如星斗悬天；有时疏可走马，如晴空万里，这种开合聚散的变化，使作品充满了生命活力。他曾说：“章法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看似随意，实则是长期积累后的自然流露。”欣赏、品味金伯兴先生的作品，小幅如苏杭的庭院一景，大幅如一座庭院。

金伯兴先生的章法美学，可概括为“以气统势，以势带情”。他的楷书作品《李大钊挽孙中山》，整体布局规整端严却不失气韵流动，笔画沉稳扎实又饱含情感张力。开篇“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等句，以楷法的方正厚重起笔，笔墨间透着庄严肃穆之感；中间“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等文字段落，字群间气脉连贯相承，笔画的轻重、疏密呼应顾盼，既严守楷书的端雅规范，又通过笔势的微妙衔接，让情感随文句层层涌动；整幅作品以气脉贯穿始终，因挽联所承载的崇敬、追思之情，在章法布局与笔墨节奏中自然流露，达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这种因情布势的章法处理，突破了楷书易陷的程式化、板滞化束缚，让书法成为情感的迹化。

（四）浓淡干湿富有层次的墨法

墨法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金伯兴先生对墨法的运用同样独具匠心。他突破了传统书法惜墨如金的局限，大胆运用浓墨、淡墨、干墨、湿墨、涨墨等多种墨色变化，使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

在他的行草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重若崩云”的浓墨与“轻如蝉翼”的淡墨相互映衬，“干裂秋风”的干笔与“润含春雨”的湿笔交替出现，这种墨色的变化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更丰富了情感的表达。他认为，墨法的运用应该服务于作品的整体意境，“墨有五色，如同画有五彩，关键在于如何调和运用，使其恰到好处”。

金伯兴先生的墨法美学，深得“墨分五色”之妙，更赋予其情随墨变的内涵。他写楷书时，多以浓墨重彩显其端庄，墨色如漆，笔画如铁，体现肃穆庄严之境；写行草时，则墨色多变随情而化，如对联“事合天理身争古人”中，书写“事”字时以浓墨重笔落纸，墨色沉厚如凝脂，显沉稳刚健之态；写“合”字时笔锋带枯，枯墨飞白交错，得灵动洒脱之趣；“身”字则浓淡相济，墨色由浓转枯，似见笔势奔涌中的情韵跌宕，将合于天理的笃定与争效古人的追慕，随墨色枯润变化娓娓道来。正如潘天寿所言“墨法之妙，当随心意流转，不主故常”，金伯兴先生的墨法运用，正是心手相印的生动体现，与之呈现人书俱老的意韵，使其作品越品越有味道。

行草醉墨    105cm×52cm    2008

三、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创作并非脱离时代的孤芳自赏，而是始终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创作理念既包含对传统的坚守，也蕴含着对现代审美的探索，展现了一位当代书家的使命担当。

（一）书为心画

“书为心画”是中国书法的传统理念，金伯兴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书法是书写者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字如其人，不仅指字形与相貌的相似，更指书法中蕴含的品格与气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一种人书俱老的天真童心，更可感受到一种刚正不阿、豪迈洒脱的人格魅力，这种童心与魅力来源于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道德的坚守。

他始终强调，学书先学做人，“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涵养，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这种将人格修养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理念，使他的书法超越了单纯的技巧展示，具有了更为深厚的修养内涵。

金伯兴先生的“书为心画”，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赋予其“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他出身军旅，多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他刚健有为的品格，这种品格直接反映在其书法中——线条如钢枪铁戟，结体似军阵严整，章法若旌旗猎猎，充满阳刚之气。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以谦和待人著称，这种外刚内柔的人格特质，使其书法在雄强之外，更添一份温润。如他晚年所书《道德经》选句，笔画刚中带柔，结体严中见宽，将刚健有为与“上善若水”的人生感悟融入笔墨，达到了人格与书格的高度统一。这种以书明志，以书修身的创作态度，恰是“书为心画”在当代的生动诠释。

（二）守正创新

在对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上，金伯兴先生主张“守正创新”。他认为，“正”是传统的根本，是书法艺术的生命线，必须坚守；“新”是时代的要求，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力，必须探索。所谓“守正”，就是要深入理解和掌握传统书法的精神内核与技法规范；所谓“创新”，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审美需求，创造出具有新的艺术面貌的作品。

他的创新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基础上的自然发展。例如，他将现代设计中的空间构成理念融入书法章法，使作品更符合现代观众的视觉审美；同时，他又始终保持着书法的笔墨精神与文化内涵，避免了坠入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误区。

金伯兴先生的“守正创新”，体现了“通变”的智慧。他所守之“正”，是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内核，而非僵化的技法程式；他所创之“新”，是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化，而非脱离书法根基的标新立异。如他创作的许多现代碑体作品，既保留了魏碑的骨力风神，又融入了现代艺术的视觉张力；通过夸张字内空间对比，强化线条的块面感，使作品在远距离观看时更具冲击力，适应了现代展厅的展示需求。这种创新，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积淀着过去的残响，又孕育着未来的萌芽”，既不割裂传统，又能回应时代，实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

（三）服务大众

金伯兴先生认为，书法艺术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应该是具有社会价值，服务于大众的审美呈现。他积极参与各种书法公益活动，深入基层举办书法讲座、培训班，普及书法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书法艺术。他的作品题材也常常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既有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也有对时代精神的歌颂，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书法艺术源于生活，也应该回归生活，只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金伯兴先生对服务大众的践行，蕴含着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他的书法既不失阳春白雪的艺术格调，又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对于专业观众，其作品中的碑帖融合、墨法变化等艺术语言可供深入品鉴；对于普通大众，其作品中刚健有力的线条、大气磅礴的章法能带来直观的审美愉悦。他曾为乡村学校题写校名，字体取法汉隶的宽博开张，笔画粗壮有力，既显庄重又易识别，让村民与孩童都能感受到书法的魅力。这种雅不避俗、俗不伤雅的创作，打破了艺术小众化的壁垒，使书法成为连接传统与大众的桥梁，正如齐白石所言“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金伯兴先生的书法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让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

四、当代书法发展的启示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书坛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实践与艺术理念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一）深入理解与灵活转化传统

金伯兴先生的学书路径表明，对传统的学习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模仿，而应该深入其精神内核，做到由技入道。同时，他将碑帖融合并进行现代转化的实践，也为当代书家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在当代书法界，一些书家要么固守传统，缺乏创新意识；要么盲目求新，背离传统根本。金伯兴先生的实践证明，只有在深入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创作出既有传统根基又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其对传统的深入与转化，恰合“澄怀味象”的美学旨趣。“澄怀”即清空内心杂念，以虔诚之心体悟传统精神，如他临习《祭侄文稿》时，不仅学其笔法，更感其悲愤怒张的情感，做到与古人对话；“味象”则是在理解基础上消化吸收，将传统要素转化为自身语言，如他从《泰山刻石》中提炼出线条的圆劲，却以行楷的笔意书写，使其古意新见。这种学习方法，避免了食古不化的僵化与离经叛道的浅薄，为当代书家提供了传统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二）艺术个性的自然形成与独特表达

金伯兴先生的艺术风格并非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在长期的学习与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的成功表明，艺术个性的形成需要深厚的积累和真诚的表达，而不是靠标新立异或故弄玄虚。在当代书法界，一些书家为了追求个性，刻意制造怪异的字形和笔法，反而失去了书法的本真。金伯兴先生的书法艺术实践提醒我们，艺术个性应该是书写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是艺术修养与人生阅历的综合体现。

他的个性风格，暗合“气韵生动”的美学核心。“气”是其艺术个性的精神内核，源于他刚健有为的人格与通变古今的学养；“韵”是其个性的外在呈现，体现为刚柔相济的线条与虚实相生的章法。这种“气”与“韵”的统一，使他的书法个性具有自然天成的品格，而非刻意雕琢的伪个性。如他的草书，看似狂放不羁，实则法度森严，每一处夸张变形都有传统根基，每一笔使转都韵含情感逻辑，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为当代书家如何构建真个性提供了范本。

（三）传承文化与服务社会的书法功能

金伯兴先生强调书法的文化传承功能和社会服务价值，这对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社会，书法艺术面临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冲击，其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金伯兴先生的实践表明，书法艺术只有坚守其文化内涵，积极融入社会生活，为大众服务，才能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对书法功能的拓展，体现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精神。“载道”即承载文化基因与时代价值，他通过书写经典文献，让《论语》《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精髓以书法形式传播；通过创作时代主题作品，将“中国梦”“强国梦”等时代精神融入笔墨。这种“以书载道”的实践，使书法超越了技艺层面，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与社会进步的助力。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言“中国艺术是‘道’的体现”，金伯兴先生的书法正是以艺术之力传文化之道、载时代之魂，为书法在当代的功能重塑提供了重要启示。

五、结语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他以碑帖融合的学养为基，筑就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艺术风格；以书为心画、守正创新、服务大众的理念为魂，赋予作品人格之真、时代之新、民生之暖的精神内涵。从美学维度看，其书法暗合力与韵、虚与实、雅与俗的辩证统一，是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代书法中的生动再现；从时代维度看，其创作回应了传统如何现代化、艺术如何服务社会等命题，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金伯兴先生的书法之路，告诉我们：真正的书法艺术创新，永远扎根于传统的沃土；真正的书法艺术价值，始终与时代同频、与大众同心。在当下的书法实践中，应以金伯兴先生为镜，既深耕传统，悟锥画沙、屋漏痕之理；又需观照时代，创笔墨当随时代之作，让中国书法这门古老独特的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余仲廉简介

湖北石首人。哲学博士，诗人、作家、书法理论家和批评家，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辞赋工作委员会顾问，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高校诗歌工作委员会顾问，珞珈诗派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著有《行悟人生》《书道穷源》《六根弦音》《灵魂的解读》《珞珈山起风了》《乡关何处寻旧梦》《椿萱集》《我的所有》《浮生拾慧》《人生百要》《〈道德经〉精义》等廿余部著作。在《中国书法》《解放军美术》《正信》等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在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诗词、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