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梁山调《孙叔敖》：用传统戏剧讲好廉吏故事

发表时间：2025-06-04 来源：钟祥市文化馆、艺术湖北、荆门文学 作者：全会芳、余欢欢

三尺戏台说古今，袍袖翩然见廉心。4月29日晚19:20，由钟祥市纪委监委机关出品，钟祥市文化馆创作演出的钟祥梁山调大型原创廉政历史剧《孙叔敖》在市人民大礼堂首演成功！该剧以生动的表演、深刻的主题和创新的艺术表达，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誉，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反响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孙叔敖》以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以主人公在钟祥洋梓一带修河治水的历史故事为基础，精心设计“拜相”“斩凶”“伐晋”“治水”“哭敖”五场戏，塑造了孙叔敖爱民为民、两袖清风的廉吏形象，生动诠释了“百姓是天天为大，官为民仆敬苍天”的廉政题旨。

一、引路人与镜中人双重陪衬下的清官底色

（一）优孟作为贯穿全剧的“精神引路人”，其角色设计极具戏剧张力。在首幕“拜相”受封场景中，当众人欢呼“欢欢喜喜令尹叫”时，优孟却手举吊幡高唱“爵高者士妒之”，以“哭吊”的极端行为为孙叔敖的从政立起获救屏障。这种看似荒诞的举动，实则是楚地巫风文化与士人精神的奇妙融合——招魂幡既是对权力异化的预警，也成为丈量孙叔敖品格的标尺。

当孙叔敖在汉江之畔发出“只怕孤舟独行夜难明”的慨叹时，优孟以“汉江渔火万千星”应和，用民间智慧化解庙堂孤独，完成了从“谏者”到“友者”的身份转换。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带着鲜明的符号意义。如在第四幕孙叔敖治水累倒时，他及时送来楚王赐的灵芝丹，却被拒绝。这一情节既展现了孙叔敖的清廉自守，也凸显了优孟对友人的关切与理解。

（二）倩妃成为孙叔敖形象对照的“镜中人”，赋予了故事独特的女性话语空间。在梁山调《孙叔敖》剧中，将孙叔敖的举荐人设定为倩妃，这一改编不仅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突破，更为从女性视角解读孙叔敖清廉为官的形象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历史记载中，孙叔敖经前令尹虞丘子举荐入仕，而倩妃这一虚构的女性举荐者的加入，赋予了故事独特的女性话语空间。女性角色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推动关键情节发展、影响人物命运的重要力量，这为深入挖掘孙叔敖的清廉形象提供了新的叙事框架。

然而，从历史真实性角度审视，这一改编明显偏离史实，也应该是剧作家在创作中尽量规避的问题。历史人物的互动关系与事件发展逻辑被重构，可能误导当今社会那些不了解历史背景的观众，使他们对孙叔敖出仕过程产生错误认知，成为观众观剧后热议与诟病的焦点。

倩妃初以“贤者”形象推荐孙叔敖，此时第一幕中鬓边珠翠与孙叔敖的粗布衣裳形成鲜明对照，暗喻其对理想官僚的期待；但在第二幕弟弟樊宁犯案时，她从“温婉妃嫔”骤变为“权力求情者”，与孙叔敖“人命大于天”的抗辩形成尖锐冲突。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封建皇权体系下亲情与律法碰撞的必然结果。

第五幕当她最终提议“派孙家母子守祠”时，珠翠饰物已悄然换成素色簪子，服饰细节的变化折射出其价值观从享乐到辅政的微妙修正，侧面烘托出她受孙叔敖精神的影响很大。而她的每一次情感波动和行为选择，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孙叔敖在权力漩涡中坚守本心的难能可贵品质。

二、光影、声音、舞蹈、道具的艺术技巧化作剧中叙事的炼金术

（一）光影成为现代舞台最重要的叙事符号。楚庄王的“王光”始终带有压迫性：首幕分封时，九旒冕上旒珠的光斑如蛛网笼罩群臣，唯有孙叔敖立足处的月光形成清正意象；而在第二幕惩凶场景中，刑部大牢的幽蓝冷光与倩妃宫殿的暖黄烛光形成色彩对抗，前者象征律法的冷峻，后者隐喻私欲的温热。第四幕治水高潮时，洪峰的青灰色调与孙叔敖鲜血的赭红色形成视觉冲击。光、声、色的三重共振为孙叔敖的精神加冕。

再如第三幕在伐晋场景中，战场上的火光冲天与孙叔敖冷静指挥的身影形成鲜明对比，光影的运用不仅营造了战场紧张的氛围，更凸显了他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

（二）《木梓树》民谣、战争场景、方言念白与唱腔等声音系统构成隐性声音叙事。《木梓树》民谣的反复出现，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各个情节串联起来，不断强化“清廉为民”的主题。民谣贯穿全剧，形成“起—承—转—合”的闭环：首幕作为“民意之声”引出孙叔敖，第四幕悲叹其“家贫归葬无棺材”的清廉正直，到终幕升华为“官为民仆敬苍天”的颂歌。这种声音的“生长性”暗合楚地“采风观政”的传统，个体清官叙事便升华为集体记忆的文化图腾。

战斗场景中的“进军号”采用楚地牛角号声音，与晋军的铜钲声形成“蛮夷—中原”的音效对抗。这既符合历史语境，又强化了孙叔敖“保境安民”伐晋的正义性。

方言念白与唱腔结合，既是对地域文化记忆的唤醒，更是对“廉政基因”的地域确认。这种“地方叙事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双重结合，使本剧“位高益谦，官大益慎”的古训，从戏曲唱词转化为现代吏治的警示标语，完成了从艺术载体到文化符号的价值跃升。

（三）集体舞蹈表演实现了历史精神的当代转译。剧作对“治水”这一核心事件以集体舞蹈表演的处理，尤其值得称道。期思和洋梓工程的浩大声势并未依赖实景堆砌，而是通过“锄头舞”“打夯舞”“挑土舞”等舞蹈的集体表演，建构起号子震天的劳动场景。配合背景横拉白布营造出水幕，这既遵循了戏曲“虚拟写意”的美学传统，又拓宽了舞台的时空维度。这种集体舞蹈表演的叙事手法，恰似孙叔敖“变其俗，革其礼”的改革智慧，实现了历史精神的当代转译。

（四）“一桌一凳”等舞台道具设计展现廉政叙事的多维明镜。舞台美术以“简笔写大义”的原则，构建象征体系。全剧仅以一桌一凳、几卷竹简、数柄锄头等为主要道具，完成了朝堂与民间的空间转换。当孙叔敖在推演治水方案时，顶光聚焦于他佝偻的背影，四周的暗影如墨色晕染，既显示权臣的围堵，又隐喻着治理的重重阻力。而在“民颂”中，百姓手中的锄头化作稻穗，与孙叔敖素色官服上的水墨云纹形成“民生为天”的隐喻。这种“少即是多”的美学选择，恰与孙叔敖“清廉为政”的品格形成精神同构。

三、士大夫精神中的清廉基因代际传承

（一）孙叔敖的清廉形象不仅源于个人修养，更植根于家族伦理的深层建构。剧本通过“父训—子守”的家族叙事，链接构建起超越个体生命的廉政精神谱系。首幕少年孙叔敖“打死两头蛇”的童年叙事极具象征意味：双头蛇既是自然威胁的具象，更是权力异化的隐喻，少年“埋蛇救人”的选择，暗合阴德之说。这个故事体现了孙叔敖善良正直、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质，以及古人对善恶有报观念的认同。

第一幕倩妃那句“上苍保佑好人”的宽慰，则将民间道德信仰注入其家族基因。当成年孙叔敖面对楚庄王封赏时，其以“臣之志不在做官”的抗辩与父亲蒍贾死于权力斗争的往事形成互文，家族记忆成为抵制封建体制下权力诱惑的精神盾牌。

第四幕孙叔敖治水心力交瘁，弥留之际说：“我死后莫让孙安入宫闱”，以此托孤给优孟，实现了从政治实践到精神诫碑的托孤，本质上是士大夫对封建权力体系的清醒认知。

（二）孙安母凸显清廉的女性形象，成为清廉家风传承的重要纽带。第四幕她“粟米当饭，野菜就餐”的生活唱段，以七字短句的质朴节奏，与第二幕倩妃“玉凤无瑕天色青”的奢华唱词形成鲜明对照。当她发现丈夫咳血仍坚持治水时，她一句“你对自己太苛刻了”的埋怨中蕴含着对丈夫孙叔敖的深切理解。手中的葛根汤不仅是妻对夫的关怀，更是民对官的滋养。

临终场景中，孙叔敖用“前世今生都欠你”的倾诉，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清廉政治的献祭。——这种“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实则是士大夫“舍小家为大家”精神的悲壮注脚。她的存在，让孙叔敖的形象更加丰满，也让丈夫清廉背后的付出更加令人动容。

（三）儿子孙安的“拒受王封”，完成了清廉基因的代际传递。第五幕优孟向楚庄王报告孙家母子情况：“母子相守村野贫困挨”。与孙叔敖托孤形成呼应，将孙安这个贵族公子转化为普通劳动者，肩上的柴担成为丈量清廉的物质标尺，完成了家族伦理对分封诱惑的再次抵制。

洋梓百姓为敖公建了祭祀祠，孙安受君命“为国守祠，替楚人守灵”的选择，不仅是对父亲的继承，更是对清廉精神的坚守和传承。

“守祠”结局的设置极具现代性反思。当楚庄王以“为国守祠”的名义赐予田产，孙家母子的“接受”实则是一种策略性妥协：表面上是封建体制对清廉者的“安抚”，实质上是清廉精神受封建体制的“征用”。守祠不再是单纯的家族行为，而成为“替楚人守灵”的公共仪式。孙安从“令尹之子”转化为“敖公精神象征的守护者”，这种身份转换使清廉基因超越了血缘关系，成为全体民众的文化遗产。

四、民间话语与庙堂话语碰撞出廉政叙事的双重声部

剧本通过“民谣—官腔”“优戏—政令”的话语对抗，构建起立体的廉政叙事空间。贯穿全剧的《木梓树》民谣作为民间话语的核心载体，其传播轨迹暗合楚地“采风”传统：首幕由倩妃转述时，民谣是封建体制对民意的吸纳；惩凶时，成为舆论监督的利器；终幕作为魂灵唱段的和声，升华为超越时代的精神信仰。

这种“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话语循环，使廉政叙事摆脱了单纯的道德说教，获得了鲜活的民间生命力。在第四幕孙叔敖治水成功后，民谣变成了对他的赞美之歌，充分体现了民间对清廉官员的认可和敬仰。

（一）优孟的“俳优话语”，展现出封建体制内独特的批判智慧。受封场景中的“哭吊”，采用楚地巫祭的仪式化表达。招魂幡的舞动轨迹暗合《九歌》中“灵偃蹇兮姣服”的巫舞程式，将政治劝谏转化为艺术表演；模仿孙叔敖劝谏楚王时，故意使用“旧衣破衫”的扮相，以“丑角”的滑稽姿态对抗“正襟危坐”的庙堂威仪。这种“以戏讽政”的策略，既规避了直接对抗的风险，又强化了艺术批判的力度，成为连接民间话语与庙堂话语的柔性桥梁。他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对官场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无声批判，也是对孙叔敖清廉精神的间接宣扬。

（二）楚庄王的台词，体现了庙堂话语的矛盾性。楚庄王既发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雄强之音，又在封赏时流露孙叔敖会有“功高盖主”的猜忌之心；既感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又在樊宁案中试图以“君一言”干预司法。当他最终采纳倩妃“为国守祠”的建议时，“公事”的说辞实则是对民间舆论的妥协，标志着庙堂话语向民间道德的有限回归。

楚庄王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孙叔敖清廉形象对君王执政的影响，也揭示了清廉政治在封建体制中的艰难处境。

五、从历史镜像到当代启示，剧本展示出清廉政治的时空维度

剧本将孙叔敖的廉政实践置于更长的时间维度考察，凸显了其“廉洁奉公、甘为民仆”的廉洁形象，同时揭示出清廉政治在封建体制中的天然困境，形成时间维度上的精神定格，宛如永不生锈的青铜铭文。我们在孙叔敖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清廉精神胎记，更是中华文明对清廉政治的永恒期待。——这种期待，如同剧中永不熄灭的汉江渔火，照亮着一代又一代追寻正义者的心灵航程。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改变他的清廉本色，反而让他的精神更加熠熠生辉。

空间叙事上，“郢都—期思—洋梓”的地理转换构成其廉政实践的三级跳：郢都作为权力中心，是清廉与腐败的主战场；期思的治水工程是廉政理念的初次实践地；洋梓的守陵则成为精神的最终栖息地。这种从“庙堂”到“江湖”的空间位移，暗合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轨迹。而“敖河”的命名，则将个体生命融入地理空间，完成了“清廉精神地标化”的叙事升华。不同的空间场景，展示了孙叔敖在不同阶段对清廉政治的实践和坚守，也让清廉精神在不同的地域得以传播和延续。

对当代观众而言，本剧的启示在于将廉政叙事从圣坛上解放下来。孙叔敖的“怕”（怕忘初心）、“急”（治水心急）、“愧”（愧对妻儿）等情感细节，使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抽象的“神”。当他在汉江之畔发出“只怕孤舟独行夜难明”的慨叹时，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穿越千年，与当代廉政建设者的思想产生共振——它证明，清廉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一场需要终身践行的精神修行。孙叔敖的形象让我们明白，清廉是一种选择，一种坚持，一种需要不断付出和努力的生活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如何将戏剧艺术与廉政文化有机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正是廉政题材戏剧创作需要深入思考并解决的问题。今天的廉洁文化建设，指向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而应该涵盖整个社会的清廉道德、正义价值和善良品格等内容。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形成清廉的文化氛围，这才是廉政文化建设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充分发挥戏剧艺术的美育功能，用戏剧讲好廉吏故事的使命所在，而廉政历史剧《孙叔敖》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