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者  实践者  创新者——《评乐论艺·黄中骏文论集》读后感

发表时间：2025-05-08 来源：湖北文艺网 作者：方 石

2025年4月期间，我花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断断续续拜读了黄中骏先生的新著《评乐论艺·黄中骏文论集》（以下简称文论集）。掩卷之时，更加对黄中骏先生充满敬佩。2019年黄中骏先生已步入古稀之岁，在其后的五年间，仍然孜孜不倦地钻研民族音乐理论，热心快肠地评析当代文艺佳作，真情真意地感悟文艺发展之道，结集在文论集中的43万8千余字，凝聚着他五年来的心血、汗水与智慧。这种银发风范与治学态度，这种专业修养与奉献精神，这种文化自觉与大我境界，等等，能不让人由衷叹服吗？

文论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民族音乐研究”，第二部分为“乐艺佳作评论”，第三部分为“乐海艺坛悟道”，共收录文章七十有二。这个数字让我瞬间联想到“孔门七十二贤”，或许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只是我一时兴起的感应。但顺着这个思路细想之下，我认为黄中骏先生不就是一位“贤人”吗？抑或说是“杨门贤人”之一。所谓“杨门”，即杨匡民先生。孔门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而黄中骏先生最突出的民族音乐理论成果，在我看来应得益于杨匡民先生的言传身教。文论集收录了他为纪念杨匡民先生百年华诞而撰写的一篇文章《先行者 奠基者 传道者》（见P349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围绕杨匡民先生作为收集、编纂、研究湖北民间歌曲先行者、湖北民间歌曲研究理论奠基者、民族音乐事业传道者的定位，感佩杨匡民先生为民族音乐事业所作的贡献”。学习此篇文章，深感何谓“真传”与传承。黄中骏先生用72篇论文，追随“先行者”的脚步，实践“奠基者”的期望，以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向“传道者”致敬。

(一）

作为民族音乐理论家，黄中骏先生50多年来致力于对湖北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的研究，用行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文论集第一部分“民族音乐研究”，收录30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在以往对湖北传统乐舞、民间歌曲、荆楚古音、田歌套曲、丧歌、灯歌、南曲及提琴戏音乐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文化学、传承学、音乐形态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论析，进一步对湖北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的深度挖掘。如果把湖北民族民间音乐比作一口井，一口值得深挖、越挖越涌的井，他就是名副其实且卓有成效的“挖井人”。  

——例如《湖北传统乐舞的文化价值简论》一文，是他对自己所著《湖北传统乐舞概论》的深化与升华。文章从中华传统文化南北二元耦合、地域文化生成背景、文化历史构成与发展、国际文化历史大背景等四个角度，阐述了湖北传统乐舞在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长江流域传统文化、古代荆楚文化以及国际艺术圣殿中的价值，加深了人们对湖北传统乐舞的认识，增强了我们对荆楚文化的自信。其分析、立论，体现了黄中骏先生一贯践行的过去、未来、现在“三时统一”与宏观、中观、微观“三观并行”的学术主张。

——例如《田野中的荆楚民间歌曲》一文，是他对杨匡民先生关于湖北民间歌曲研究理论体系的传承与拓展。文章以普遍认同的荆楚民间歌曲五个风格特色区入手，对号子、山歌、田歌、灯歌、小调等代表性歌类、歌种及歌曲进行了深入剖析。从宏观上回答了民歌从何而来、民歌产生的因素、民歌是什么以及民歌的价值等问题，拓宽了人们对民歌的传统认识；从中观上指出了荆楚民间歌曲不同歌类、歌种所具有的特点与功能，加深了人们对湖北民歌的特色认同；从微观上分析了代表性湖北民歌的曲体结构、腔格旋法、节奏律动等，激发起人们对湖北民歌的新的感知。尤其是对风俗歌在民俗仪式中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的六点归纳（见P029页），非常精辟且富有新意。

——再如《简议民间歌曲的传承与流变》一文，是他从“个别”到“一般”的跨越，其研究对象涵盖一般定义上的民间歌曲，故而具有普遍意义。文章从四个方面论析了民间歌曲传承与流变的概念内涵、传承方式、基本状态及传承流变的原因，提出了许多符合实证、令人信服的新观点。比如在概念内涵方面，指出传承的“时空内涵”（前辈传后辈、此地传彼地，借用民间歌手们的话说，是前辈传下来的歌词和“行腔习惯”）和流变的两种变异状态（借鉴生物学遗传理论）；在传承方式方面，指出通过口耳相传、口传心授这种基本方式而形成的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落传承等传承谱系，以及现今的“谱传”方式（为当代人们认识、研究民间歌曲提供了“看得见”的证据）；在基本状态方面，指出传承、流变呈“同步”（音调与歌词同时传承）和“异步”（传词不传调或传调不传词）两种状态，进而指出“流变成为民间歌曲传承、展衍的中心环节”；对于传承、流变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环境因素、创腔编曲方式、即兴性、自由性特点等方面带来的影响。黄中骏先生认为，“传承可以使民间歌曲的‘种’得以保存，流变则可以使民间歌曲的‘种’不断成熟、优化。传承与流变，在民间歌曲的发展历程中各尽其能，相得益彰”。“传承是相对的，而流变是绝对的。唯有顺着流变之链，抓住传承之环，才能正确把握民间歌曲的特质”（见P045页）。读到这段文字，我赶紧划了重点线。

——更为可贵的是，作为《历史回声—湖北革命历史民歌典藏》一书的主编（他自称为“主要参与者”和“局中人”），黄中骏先生为这部具有“填补空白、传承乐脉、启示当代”等意义的“红色音乐文献”的出版作出了特殊贡献。文论集收录了他为该书撰写的概述《革命历史民歌的基本特征及启示意义》以及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革命历史民歌的内在涵义、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两篇文章，对革命历史民歌所具有的史料性特征、时代印记特征、群体性情感特征、以及群众歌曲的艺术特征等进行了深刻剖析；以民族音乐学、文化学、人类学学科理论为视角或视阈，揭示了革命历史民歌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成果，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革命壮举的历史回声”，“归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红色（革命）文化部分的、不可替代的组成内容，传承着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革命性基因”等内在涵义；指出革命历史民歌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即革命历史民歌“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见P053页）。毋庸置疑，黄中骏先生对湖北革命历史民歌的研究成果，是对民族音乐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文论集收录的其他文章，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如对民间礼俗音乐、五句子歌、穿插体民歌、风俗歌等专题研究；对湖北各地如利川、建始、天门、潜江、黄梅、咸宁、吕家河、竹溪、宜昌、红安等民歌的分析。其中许多论点颇有见地与新意，如：“实现民俗礼仪音乐自在式传承向自为式衍展的跨越”（见P057页）；民歌曲体结构“对称是一种美，不对称也是一种美”（见P064页）；传统民间音调腔格在传承与流变中的三种形态“原生态、并生态、融生态”（见P073页）；民歌研究不能忽视对“民歌手的创造性因子与艺术追求”的分析（见P075页）；西方“十二音技术注重音的平等及音高进行的自由等观念，与我国民族传统音乐中的音平等观念，声、音、调、宫、均等乐学体系，调转换的自由意识等如出一辙。民族音乐传统中所具有的这些‘现代气质’，正是民族音乐文化传统与当代音乐表现手段的交汇点”（见P086页）；关于“礼乐之邦”的“礼”与“乐”（见P095页）；从“文化学、文化生态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美学、文艺学、音乐学”的角度看吕家河民歌现象（见P138页）等。另有《民间歌手创腔编曲技法研究》一文，认为民间歌手“以字行腔、倚声填词”来创腔编曲的认识过于“笼统”，结合“民歌成品”分析，民间歌手创腔编曲可归纳为六种方法（见P147页）。还有《荆楚民歌形态特征及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运用》一文，通过对荆楚民歌形态及当代创作实例的分析，启迪人们“提高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自觉，展现文化自为”（见P201页）。

(二）

记得十三年前即2012年，我在《悟乐品曲——黄中骏音乐文集》首发式暨推进音乐理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凡做学问的人，一般只埋头于学术研究，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凡做乐评的人，一般都把眼光瞄准当下，不会对过去投入更多精力。而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协调平衡、花开两枝者，我看要数黄中骏先生了。2012年以后，作为音乐评论家，黄中骏先生继续“脚踏两只船”，为当代音乐创作“鼓风扬帆”，给予了具有启示性的评介与引领，对推进音乐评论的发展不遗余力。文论集第二部分“乐艺佳作评论”，收录了他近五年来的19篇文章。从总体来看，这些文章，紧扣作品主题，深掘思想内涵，探讨艺术表现，评论创作得失等，及时、有效地配合了一部部新作的推出与推广，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想象，也在音乐鉴赏方面给受众以审美启迪。

——例如《伟大壮举的音乐回响 民族精神的崇高礼赞》一文，他从钢琴协奏曲《长征》的音乐主题、结构布局、器乐化衍展等方面深入剖析，揭示出长征的“壮别之情、壮烈之志、壮毅之心、壮丽之境”，以审美“联觉”机制，激荡起人们对长征精神的“情感之波、情感之浪、情感之涛”（见P212页）。

——例如他在《时代重大主题的音乐回响》评组歌《苗寨的故事》一文中写道，作品“以见证历史的‘在场’姿态，从‘一斑’窥‘全貌’，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小视觉’到‘大情怀’，体现出对扶贫开发时代主题提炼的高度，现实生活体验的深度，群体性情感表达的温度，艺术表达的精度”（见P215页）。

——例如在《古楚之音的当代回响》评民族管弦乐组曲《和鸣》一文中，他认为作品的命名，“体现了古楚乃至中华音乐思想之精髓”，整部作品体现了古楚音乐“八音和鸣恢宏乐制的风貌，五音繁会的乐思特色”，通过演奏，“拓展了古楚音乐新声的‘抒情’、‘会意’、‘塑形’等艺术表现功能”（见P219页）。

——例如他在交响组曲《永远的焦裕禄》的评论中，对作品力图展现音乐表现语言的多重意义（功能）作了深刻阐释，将音乐表现语言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构思，一种文化情景铺设，一种文化意蕴刻画，一种文化状态强化，一种文化观念张扬，一种文化风格彰显”（见P224页）。

——再例如，他对湖北省民族歌舞团接连推出的四个剧（节）目土家乡村音乐剧《黄四姐》、男声组合《土家稀奇哥》、音乐剧《太阳照进山窝窝》、民族歌舞大秀《西兰卡普》给予了热情关注，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肯定这些作品“弘扬乡土、地域、民族音乐之根，深掘乡土、地域、民族音乐的题材内涵之魂，着力乡土、地域、民族音乐的现代创新”（见P248页）；没有沿袭“旧瓶装新酒”的老方法，而是走出了一条“将醇酒承载于新瓶之中”（醇酒载新瓶）的新路（见P246页）。盛赞这些作品既“各美其美”，也“美美与共”。

——另外，文论集还收录了他对当代歌曲创作所撰写的多篇评论文章，尤其是《聚焦时代主题 畅抒人民情感》获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歌曲述评一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他指出，获奖歌曲“或向时代主题和人民情感的主要任务‘聚焦’，或向时代主题和人民情感的主体对象‘聚焦’，或向时代主题和人民情感的主流意志‘聚焦’，或向时代主题焕发出来的群体情感‘聚焦’”；其创作实践启示人们：“歌曲（甚或文艺）创作者……要做到‘群体性’、‘客观性’、‘理性表达’与‘个体性’、‘主观性’、‘感性认知’的有机结合”；创作者以自己的实践成果，“批评了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方面尚存在的‘概念化’、‘同质性’、‘应景式’、‘标语口号式’、‘作秀炫技般’的不良现象”（见P231页）。我国是盛产歌曲的大国，保守估算每年歌曲生产总量应超过10万首。建议我们的词曲作者、制作人、出品人及相关管理者等，都来学习一下这篇文章，以推动我国歌曲创作的高质量发展。 

（三）

黄中骏先生曾担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作为一位专家型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为文联和文艺工作倾注了智慧与热情，彰显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善于将领导身份、管理职责、艺术话语等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在“脚踏”音乐理论和音乐评论“两只船”的基础上，责无旁贷地又向更为广阔的“乐海”前行。文论集第三部分“乐海艺坛悟道”，收录了他近五年的23篇文章。所谓“悟道”，是他对文艺方向之道、文艺发展之道、文艺创新之道的深刻思考，之所以“悟道”，是他对推进当代文艺创作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见后记）的鲜明昭示。在我看来，文论集三个部分即研究、评论、悟道构成的“三足鼎立”，使黄中骏先生的理论成果更为立体丰满，并且，这也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从以下几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道”的感悟。

——《人民至上：新时代文艺价值取向的旨归》（见P270页）。此文是他学习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而产生的思考。文章紧扣《讲话》之核，阐述了为什么“以人民至上作为新时代文艺价值取向的宗旨与归宿”的原因，即：“是依据社会主义文艺所具有的人民性特征、历史性特征、时代性特征作出的判断；是依据文艺本体理当具有的艺术性特征提出的必然要求；是依据人民对文艺创作主体的期待提出的根本要求”。论析站位精准，思想敏锐，思维缜密，有理有据，是他对《讲话》精神的深刻领悟。此文入选中国文联“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文艺创作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点滴体会（见P277页）。如何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文艺创作中，他认为要做到“四个注重”，即：一是要注重多视角地表现人民群众关注的题材内容和真实情感；二是要注重运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语汇；三是要注重致力文艺作品与大众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结合；四是要注重借助现代传媒平台彰显文艺作品的价值和艺术张力。我注意到，此文是他在湖北省文联离退休干部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从所讲内容我们不难看到，这正是他将身份意识、职责意识、艺术话语等有机结合、融汇贯通，理论联系实际“以身垂范”的具体体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P见279页）。他认为，荆楚文化（艺术）及其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精神，是中华文化（艺术）传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激情，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坚持中华文明具有的统一性特征；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气度，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坚持中华文明具有的包容性特征；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游目”、“流观”的审美意识，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发愤以抒情”的观念，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以时代之子自勉，甘做人民的代言人；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精彩绝艳”的艺术特色和浪漫主义风格，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尊重文化（艺术）发展规律，实现对文化（艺术）已有成就的超越；弘扬荆楚文化（艺术）精神中“凤凰涅槃”的风范，有利于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坚持中华文明具有的创新型特征。这六个弘扬与六个有利于，值得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认真思考。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理内涵及践行要义》（见P288页）。黄中骏先生认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党和国家继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后，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而提出的“新理念”。这一科学论述，蕴含着“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借鉴与融合”相统一的学理内涵。在践行这一科学论述时，应把握五个基本要义，即：“注重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关注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注重追求文艺作品价值的全面实现；注重不断端正历史观；注重不断升华审美意识、弘扬人文精神；注重创新艺术形式、提升艺术表现（表达）能力”。大家知道，这一科学论述包括但不限于文学艺术，黄中骏先生将这一科学论述与“文艺方向”“文艺方针”并列进而深入研究，不仅赋予了这一“新理念”对“文艺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他具有的宏观格局与思想高度。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新理念”指导下，黄中骏先生接连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让“新理念”在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文艺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如：《推进民族（地域）音乐的创造创新》（见P297页）一文，提出要“提高文化自信、体现文化自觉、展现文化自为”。《努力推进荆楚民间歌曲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转化与发展》（见P303页）一文，提出要从五个方面着力，实现荆楚民间歌曲“由自在式传承向自为式衍展”的跨越。《树立开放性的长江主题音乐创作观念》（见P316页）一文，提出从“自然、生态、历史、现代、革命、建设、情感、精神、人文”等多个视角谱写长江主题新乐章。《推动新时代民歌之乡建设工作之管见》（见P336页）一文，提出要“通过‘自在式’继承（强根），实现‘自觉式’认知（弘优）与‘自为式’推动（激活），最终实现民歌之乡建设工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数十年来，黄中骏先生从民族音乐研究的“一枝独秀”，到音乐理论、音乐评论的“两船并行”，再到研究、评论、“悟道”的“三足鼎立”，其成就有目共睹，不仅奉献了他深厚的学养、过人的学识、严谨的学风，也展现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超越自我、踔厉奋进的昂扬姿态与大家风范。多年前，黄中骏先生曾针对我的音乐创作，提出“混融”这个概念，此番阅读文论集，从《和而不同 同则不继》）（见P330页）一文中，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混融”这种当代文艺创作中富有创新意义的观念和手法的理性认识。此刻，我想借鉴黄中骏先生对杨匡民先生作为“先行者 奠基者 传道者”的定位，为我这篇读后感加上“追随者 实践者 创新者”的题目，以感佩黄中骏先生为中国音乐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